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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

文章出处:汇成科技 网责任编辑:admin 作者:汇成科技 人气: 发表时间:2019-03-19

  近日,集齐全国30家文博机构240余件“国家宝藏”的“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展,记者有幸随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副主任马今洪、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熊建华一同观展。
  今年1月底,湖南省长沙市飘起了十年一遇的大雪。在驱车前往湖南省博物馆的路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看着层层堆起的白雪,喃喃自语道:“明天能顺利回京么?这雪怎么就下这么大呢……”“嗐,还不是因为您给这次联展取的好名字嘛——‘东方既白’!您瞧,这不给您 ‘白’上了嘛!”陪他前来的家人笑道。
  在鉴壶旁,摆了一组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及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都是当时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用誓词。展览说明写道:“据《春秋》记载,242年内诸侯国之间朝聘盟会多达450次,反映了诸侯国之间、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为重新划分利益订盟誓而破坏原有礼制的事实。”马今洪说,春秋时期经常会盟,通常召集人即是盟主,盟主就是“老大”,最为人熟知的五个“老大”是春秋五霸。订盟书的意义在于规定利益边界,主要是为了盟主的利益,“老大吃肉,小弟喝汤”。
  再往前走,看到了一件“秦公钟”和一件“秦公镈”,均由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供展。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出土时一共有8件铜器,其中钟5件、镈3件,上面均有铭文。铭文合计135字,据释文,主要是颂扬秦国先祖的业绩。铭文记录到了秦宪公之时,再结合行文的口吻,学界基本推断作器者是宪公之子秦武公。武公征服了周边戎族,使秦国势力达到关中渭水流域。在钟和镈旁,各有一个S型的钩状物。马今洪解释,这个钩状物是挂钟、镈用的。镈敲出的是单音,钟敲出的是双音,钟的敲击点一个在下方的中心位置,一个在右下侧铸有小鸟图案的地方。“有了双音钟,就可以用数量较少的钟构成完整的音阶了。”马今洪说。
  绕到下一个展厅,只见两个展柜中放着一把铜矛、一把铜剑,它们的主人分别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这两件兵器都是1949年后在湖北江陵发现的,即当年楚国郢都所在地。学界推断,在越灭吴、楚灭越后,这两件王的兵器都成了楚国的战利品。
  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副主任马今洪听后笑起来,他说,最初展览定名为“轴心时代”,但由于说到“轴心”二字,人们总会联想到二战时期的“邪恶轴心国”,所以最后李零先生将其改为“东方既白”,取中华文明革新黎明之意。
  “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位于湖南省博物馆一层,是湖南省博物馆新馆首个大型特展,收取门票30元,展期到今年3月28日。与两个常设展“马王堆汉墓展”、“湖南人展”的客流量相比,展厅内的人不算多。展陈的器物来自全国30家文博机构,总计240余件/套。从展陈空间看,器物的放置空间比较疏朗,不少展品都单独置于一个玻璃柜中,可以观赏到至少三面的细部。进馆时,恰好赶上一波馆内安排的讲解。不过,有马今洪在,还是听他的独家解说吧!
  此次特展共分为5个单位,第一单元为“礼崩乐坏,诸侯混战”。据展览解说,这一单元是为了说明春秋战国历时500余年,局势跌宕变幻,“随着长期的争霸与兼并战争,社会发生大变革,社会秩序重组,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基础”。记者发现,这一单元的展品以青铜器为主,包括生活器物、乐器、盟书、各类兵器等。
  进入展厅,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作为“诸侯僭越周王礼制”案例的“郑国公的九鼎八簋”,在硕大的玻璃柜中放着九鼎、八簋、九鬲、两方壶、一豆、一圆壶、一鉴。据展览说明,这组器物是春秋时期郑国公室用器,郑国是周厉王少子的封地。马今洪介绍,鼎是盛肉用的,簋是盛粮食用的,鬲可盛肉也可盛粥。按周朝礼制,郑国公作为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据展览说明,“国公始用天子规制的九鼎八簋”,之后许多诸侯国也依照此例,“充分反映了列国公卿纷纷僭越礼制的状况”。
  在九鼎八簋对面,放置着一组根据使用场景复原排列的“楚王孙诰编钟”,作为“卿大夫僭越周王礼制”的案例。这组编钟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墓主是楚国令尹子庚。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庚是楚庄王的儿子,死于公元前552年。马今洪介绍,编钟作为礼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编钟制度形成于西周早期。编钟的使用有一定的规制,一般认为西周晚期或者春秋早期,编钟僭越使用的情况开始悄然出现。到了春秋中晚期,各诸侯与卿大夫大规模打破原有等级规制,“礼崩乐坏”的局面形成。“编钟是一种相当专业的乐器,只出现在高等级贵族墓中。”马今洪接着介绍道,这组“楚王孙诰编钟”,分上下两层悬挂在钟架上,下层为低音区,演奏时作和声之用;上层为中高音区,演奏时作旋律之用。经过调音,每个钟可以发出两个音,从最高音到最低音,总音域达四个半音程。上层七音俱全,而且多数有半声音阶,可以旋宫转调。音乐考古界认为,这套编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春秋时期音域最宽、音律和谐、音频准确、保存完好的一套青铜打击乐。说到编钟,总让人联想起曾侯乙(约卒于公元前433年),他墓中出土了65枚编钟。马今洪说:“曾侯乙是个音乐家,他墓葬的特点就是乐器特别多,他墓里出土的乐器数并不具有可比性。”
  再往前走,一个大玻璃展柜中陈列了一鉴一壶,名为“晋赵简子用铜鉴、铜壶”。这组器物1988年出土于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赵简子为晋昭公时卿大夫,是战国时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马今洪介绍,青铜器的发展基本可分为五个阶段:萌生期(夏)、育成期(商代早中期)、鼎盛期(商代晚期、西周早期)、转变期(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和更新期(春秋中晚期、战国)。从西周中晚期开始,青铜器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新的礼制制度、新的意识形态”。但在“更新期”,在器形、纹饰方面,青铜器一度出现了“仿古”风潮,这组器物中的鉴,所饰的兽面纹就是“仿古”图案。在陈列的器物旁,还配有“壶鉴出土时组合使用图”,图中,铜壶被放置在铜鉴中。马今洪说,很可能壶中放酒,鉴中放冰,再将酒壶放入冰鉴中,制作成冰酒。难道古人还要用冰酒陪葬?“讲求排场嘛!”马今洪说,从许多墓葬的线描图可以看出,墓葬中器物的摆放都是从“活人视角”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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