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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堪称中华制瓷史上登峰造极之物

发布时间:2018-05-24 人气:

  我们说,宣德帝的青花瓷蟋蟀罐也好,成化帝的斗彩酒杯也罢,还有康熙的郎窑红釉、雍正的粉彩瓷,以及乾隆的仿竹雕瓷器,都少不了帝王推动瓷器发展的影子。但是,帝王的需求恰恰阻碍了瓷器向民间流动的大趋势。致使官窑与民窑争斗,窑工苦不堪言,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都对中国帝王垄断的陶瓷业发展形成了冲击。曾经如日中天的窑业终于暗淡下来,景德镇也一蹶不振。

  不过,宋代的青白瓷也有它的问题,巨大的需求致使原料匮乏。谁知这个问题竟然在百年之后的元代解决了。元代在青白瓷的基础上研制出了元青花,青花料来自波斯。本以为这下大功告成了,可优质瓷石材料又枯竭了。可是工匠们又在景德镇附近发现了高岭土,通过它与瓷石的混和,成为制瓷的黏土材料,解决了原料匮乏问题。这不仅是陶瓷史的飞跃,也是科学上的大进步!
  正如清代文人毛奇龄诗中所云:“君家陈宝世无算,为汝一歌宣德窑。”现下哪怕是淘到一枚宣德窑的残片,也值得拥有者欢呼雀跃了。
  “路在何方”是本书的结束章标题,也是涂睿明留给大家的问题。阎崇年在《御窑千年》里说,“以一种优美器物即瓷器作为中国的英文国名,既是瓷器的骄傲,也是中国的自豪。”如此说来,瓷器,作为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代表符号,就该重归辉煌。
  著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作家涂睿明说,“我每天下午在路上散步,常常因为田间的瓷片停下脚步。有时某块菜地刚刚翻过,还会有许多‘新’瓷片暴露出来,虽然大都不值钱,却都是第一手资料,满是历史的印记。”于是,便有了这本《捡来的瓷器史》。
  虽说郑和下西洋送出去的东西比换回来的多。但是,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每次带来的重要制瓷料“苏麻离青”所制的青花瓷,体现了永宣瓷器的最高水平。而后来出现的高温红釉,也是陶瓷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
  在涂睿明的引领下,我们由一枚枚古代瓷器残片中,便可窥看造瓷技术从起步、发展、鼎盛到衰败的重要瞬间。他将瓷器发展历史上重要的节点分为十章,恰好可以勾勒出整个瓷器史发展的历程。从而,我们也得以见识自宋以来,陶瓷业发展带给宋元明清等朝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深远影响。
  在《国家宝藏》第一期节目里,故宫博物院带来一件藏品:“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得此名号,是因为器身自上而下装饰的釉、彩多达17层。堪称中华制瓷史上登峰造极之物,说明清乾隆年间的制瓷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元青花的存在,在19世纪50年代才得到进一步确认。其实,元青花最值得称道的是“蓝色纹饰”设计。大量留白的特征,与蒙古族“崇白尚蓝”的习俗相吻合。蒙古包形状的瓷器和设计里大量的戏剧人物,足以说明元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瓷器的发展息息相关。曾有人质疑元青花瓷的根是否在中国?“元青化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便说明了一切。至于为什么元青花会出现在伊朗、土耳其的博物馆里,那只能说即便在古代,瓷器也为我国赚取了不少外汇,是推动经济发展、建立外交的重要手段。
  谈窑口,必说景德镇。瓷都景德镇古称昌南镇,因在昌江之南,故得名。景德镇是宋真宗以年号所赐。之所以被选为官窑之地,是因为那里的温度气候、水土工匠,以及临江运输都非常适合瓷器发展。宋代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以“青白瓷”为主要产品。“御窑钦定”推动了制瓷业的发展,制陶彻底让位于制瓷,标志一个瓷的时代来临了。
  书中有一个例子:“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会图》,是宋徽宗赵佶的亲笔。画中描绘的是一次茶会的场景。大桌上的小碟、托盏、以及温酒壶,分明都是景德镇窑青白瓷。”你看,从宋真宗至宋徽宗已过百余年,景德镇仍然深受皇家青睐。有皇帝给打广告,宋代的制瓷业蓬勃发展起来,增加了不少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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