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蓬勃发展的民族,在一个充满创造精神的时代修筑的长城,不可能体现出与时代精神相反的封闭、保守、退缩、懦弱的特质。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农耕民族将长城修筑与农业经济区的扩展结合起来,以长城为工具和桥头堡,使自己的开拓步伐扎实而稳健。张金光先生指出:“农民的前进,更多的是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们最终的利器并不是攻战之具,而是锄头犁耙。每前进一步便在那里发展农业……只要那里长出了庄稼,就是对游牧者的彻底胜利,也便是中华农民的天下。”可以说,长城的修筑,既体现了华夏民族守护文明、爱好和平的特点,也体现了开拓有为、进取向上的精神。这两个方面,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是适应中原政权向北方地区的开拓与对付游牧民族南下的需要而修筑的。长城不仅影响了中原政权,同样影响了北方民族。长城的修筑将北方民族阻挡在了寒冷干旱的草原地区,原来生活在长城过渡带的半农半牧的混合经济部落人群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开始向“逐水草而迁徙”的专业化游牧生产方式过渡,使游牧生产方式成为北方民族主要的生产方式。由于北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存资源匮乏,游牧民族必须大范围迁徙,才能保持牲畜与草场的动态平衡。为了分配草场资源,确立各个部落的迁徙转移路线,需要北方民族建立统一的游牧政权。游牧生产方式本身具有产品单一和不宜保存的特点,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经济上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产品交换或得到农耕民族的产品援助。
长城的修筑,使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流的通道被中原政权控制,产品交换的难度增大。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能否获得农耕民族的产品,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生存。游牧民族为了突破长城的限制,南下获取丰厚的生存资源,需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草原帝国政权。原来“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的状态,很难适应与中原政权对抗的需要,所以在秦汉时期,与中原地区大一统政权的建立相适应,北方草原出现了“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的匈奴草原帝国。可以说,长城的修筑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北方民族游牧化生产方式的发展,加速了草原游牧帝国的形成。
长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丰碑,它修筑时代长,修筑情况复杂。从多维视角进行研究和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准确、理性地认识长城,认识长城两边的民族和文化,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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